【青曼之光】魂兮归来——怀念伍略老师

时间:2016-02-02 阅读: 罗吉万

伍略老师突然间就走了。没有任何预兆,没有临终遗言,安安静静地,春睏之中,一个午觉睡过去,就没有再醒过来。

这是2006年3月27日的午后。天气清明,和风无语。

我闻讯与周青明老师赶到他家,走进他的卧室,看见他还身着睡衣静卧在床,就好像是睡着了的样子,那么的平和,那么的安详,感觉着他只不过是还留连在一个绵长的睡梦里。

老人们说,这是他几世修来的福。

可是,谁也没有想到,他会在这个日子,这么快就离去。餐桌上的纱罩里边,还摆放着他吩咐家人买来的凯里酸汤魚——他很喜欢这道家乡风味菜;他只是打算小憇一会,起来吃了午饭就开始读写,却不想一睡就睡过去了。今年初,伍略老师因心脏问题住过医院,稍稍恢复元气,就急切地想要回到书案前,去继续他那部未完成的长篇书稿。他一生的心血,一世的劳苦,都凝在他的那一支笔上了。

五十年前,“伍略”这个笔名开始活跃于报刊之时,真名龙明伍也在中国作家协贵州分会挂上了号。于是,有一天,他就怀揣一纸公文,背着简单的行李卷,从黔东南苗乡走进了省城贵阳。从此,在贵阳市科学路66号省文联大院内,就有了他的一张写字台、一个小书架,以及一张床。后来,就有了他自己的家;再后来,他的苗族与布依族结合的两口之家又逐步升华为五口之家。这半个多世纪,风风雨雨走过来,伍略老师的笔从未停过,即令是在万马齐瘖的十年浩劫当中,他也从未放弃。从《蔓萝和阿倒约》(电影《蔓萝花》的原创故事),到《山林恋》、《卡岭传奇》(小说集),到《仰阿莎》(电视文学剧本),直到未竟的《逐鹿之战》(长篇小说)……伍略一直在不倦地写着,写着,直到他在长梦中忽然停止呼吸。

 

我第一次读到伍略这个名字,是在遥远的中学生时代。

那时,关岭中学阅览室的读物虽不太多,却一直有《山花》和《人民文学》。记得最初是两个短篇小说,一篇叫《小燕子》,一篇叫《野渡无人》。事实上,那时候我最喜欢看长篇小说,并不太喜欢读短篇小说;因为是署了伍略这个笔名的缘故,所以就带着强烈的好奇心去仔细地读了,并暗自引以为荣。因为,作家伍略——龙明伍,是我们法那布依寨罗氏家族传说中的苗家姑爷。我与伍略老师在亲戚之外的师生缘份,其实自然而然地从那个时候就开始了。

伍略这个名字,在那些年里,以至于在后来的很多年里,对于法那寨罗姓家族的大多数人来说,一直都只是一个传说。就连与他结婚成家的堂房二姑妈罗星芳,也只是在家族和亲戚中传说。因为,她不是在法那寨出生长大的。她的父亲,我们这一辈人称四公(算我的堂祖父),早年被抓壮丁少小离乡,经历战乱直到解放才定居贵阳,偶尔回一趟老家也是来去匆匆。有年春节,我从新华书店买了两张年画(大幅电影剧照)《蔓萝姑娘跳竹枝舞》和《蔓萝姑娘跳长萧舞》贴到了墙上,还不知道那画上的人就是罗家的星芳二娘(阴平声)。直到在县里当副县长的天秀姑奶回寨子过年看见了,笑着一语道破,大家才恍然大悟,于是满寨子的人争相来看那画中亲人。天秀姑奶告诉我,星芳二娘主演的电影《蔓萝花》,正是根据伍略二姑爹的早期作品《蔓萝和阿倒约》改编而成的。那个年月,在我们那个僻远的乡下,这真是一件无比稀罕神奇的事情。

几年以后,我终于有机会到了贵阳,真正见到了这两位从事文学艺术工作的亲戚长辈,并由于后来到花溪上大学,渐而成了他家的老常客。我习惯称星芳“二娘(音阴平)”;称伍略“龙叔”。从给我的第一次印象开始,龙叔永远是那样的温文尔雅,和蔼可亲,甚至有点不修边幅的率性和散淡。那时正处在“十年动乱”期间,全国大多数的作家们都被迫搁笔;伍略老师多半也只能读读书、看看报,做做家务和带孩子逛逛街。然而,我感觉他一直在写,不停地写。我在大学快毕业时,开始表现出对文学的亲近,他就很认真地给我推荐一些他认为必读的中外名著,以及《中国文学史》之类的相关书藉。在他窄逼的卧室兼书房里,有一个不大的书架,上边收藏的全是精粹的好书,我通常在那儿一呆就是个把钟头以上。每当我从乡下老家回到贵阳,一见面,他就会操起浓重的黔东南口音对我说:来来来,跟我摆一摆老家的生活人事,有没有什么新奇振奋一点的事情?

时至上个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,文学艺术得以结束漫长的十年荒芜而走向复苏,而伍略老师的文学创作也进入了多年沉寂之后的又一个高峰期。在一个冬季的傍晚,我和我的一位兄长也是他的崇拜者周正祥,走进他还烧着铁炉子的小屋里。暖洋洋的一番问长问短之后,伍略老师拿出了他刚写完的一部中篇小说,让我们先睹为快。那就是《绿色的剑囊》的手写稿。

那是我们读到他的最精彩的小说之一,清丽的文字、感人的情节、鲜活的人物,还有带着印第安历史血痕的异国情调。(这部小说,后来在《四川文学》发表,并先后在省里和全国的少数民族文学奖。)然而,在我们欣喜地阅读完这部小说之后,随即看见对面墙壁新挂上去的一幅书法条幅;是《山花》编辑部文志强老师的字,内容记不得了,题款却永远记得,写的是:为伍略老友赴京工作题赠。伍略老师告诉我们,中国作家协会新创办了一本刊物《民族文学》,要调他去做编辑、仼编委。这就是说,伍略老师此后就不可能潜心写作了,更多的时间大部分的精力得为他人去作嫁衣裳。对于全国及我省的民族文学创作发展,这当然是一件大好事;但对于伍略老师正处在势头上的个人创作,却无疑是一种不小的牺牲。

不久,我收到了伍略老师从北京的来信。伍略老师给我的每一封信,都写得极其认真,直至包括每个标点符号的正误,每封信都让我感动。老师的硬笔字章法老道,玉润珠圆,活泼自然,很好看;文采自不必说,读他的信文,是一种悦目怡神的享受。当初在关岭、花溪等地读他的信,多是谈读书,还有家长里短的生活;现在从北京写来的信,则更多是说文学与创作。1981年初,他在《民族文学》笫一期(创刊号)上推出了我的小说处女作《紫青色的锁链》。接下来,中国作协贵州会根据他的推荐,又选选派我到鲁迅文学院“民族文学创作班”学习。在京期间,《民族文学》编辑部所在的陶然亭公园,就成了我常去的地方。伍略老师总是很忙,不是在与作者交谈,就是在赶时间处理稿件;有时,我得等上一两个小时,才能等到他从纷繁中清静下来。然后,他徵笑着,指间依然一如既往地夹着一支香烟,气定神闲地对我说:文章千古事,得失寸心知。他鼓励我不断地写,同时又引导我不断地自我否定。他也常到鲁迅文学院走动,他对学生很随和、很宽容,但对待文章却从不随意。

伍略老师在北京不过三年,又回到贵老地方来了。北京的老朋友怎么也留不住他。他调侃道:吃家乡的白米饭吃惯了,吃不来北方的面食。归去来兮!田园将芜胡不归?我原以为,他回来了,是为凝神敛气打理他的文学园地,谁知,他作为贵州省作家协会(分管民族文学创作)的副主席,仍然在为一届又一届全省的民族文学讲习会操心劳神,甚至为某位少数民族作家创作上的麻烦寝食不安,为扶植和爱护少数民族青年作家奔走呼号。同时,身为全国人大代表,相关的会议和各种社会活动,也占去了他大量的时间;他回到贵州想要全身心地投入创作,事实上简直是不可能的事情。

1995年初,伍略老师受命出任《南风》杂志主编,侗族作家熊飞和我任副主编。这期间,我们唯一能为他做的就是:杂志社的事无论巨细,一概尽可能地不烦扰他,他也乐于彻底“放权”。这样,他花了一年多的时间,沉到老家黔东南的乡间,与苗族青年作家韦文扬合作,终于完成了根据苗族民间传编创的电视文学剧本《仰阿莎》。然而,他耗费了多年心血和精力,意欲为苗族祖先蚩尤的史实正本清源的长篇巨制《逐鹿之战》书稿,却只完成了一半。这不仅使猝然离去的伍略老师难以瞑目,也是贵州文坛的一大撼事。

[责任编辑:苗岭的早晨]